刑事審判—人性？正義？

 

**M.H. 

好久以前看到紐約時報這篇報導「Vindicated by DNA, but a Lost Man on the Outside」，心中當下有好多感觸，我想要把我的感想寫下來與大家分享。

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，究竟刑事審判制度的目的是什麼？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追求正義或者是應報的目的？要用什麼方法才能夠呈現真實的犯罪情況？現在刑事科學、調查或審判制度有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？有沒有顧慮到人性的要求？是否存在著我們根本看不到的盲點？這些問題，很深刻、很難立刻有答案，我也還在思索，但是我想，也許全世界，不只臺灣，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。

這篇文章充滿了人文關懷以及對於美國刑事審判制度的省思。一位16歲的少年Deskovic被控謀殺高中同學，雖然警方在被害人身上所取得毛髮與精液DNA檢測結果與被告的DNA型別並不相符，但被告與被害人並不熟識，卻在被害人喪禮中嚎啕大哭，且與刑案專家所提供的罪犯特徵（criminal profiling）相符，再加上被告事後的自白，陪審團據此認定被告犯罪而宣判有罪關了16年。但16年過後，警方發現以前所採得的DNA檢體與後來抓到的另一嫌犯DNA檢體相符，因此認定前面所為的審判有所錯誤，法院並以此為由將被告予以釋放。出獄之後，Deskovic指控警方捏造偵查報告、疲勞訊問、以強暴、欺騙方式取得自白，請求國家予以賠償，並解釋當時為何會在被害人喪禮上嚎啕大哭，僅因在高中時代被害人曾經幫助過他，讓他銘記在心而已。然而，16年的生活都在監獄中過去了，Deskovic面臨生活上重大的問題，他在年輕時進入監獄，沒有學習到生活的技能，與人際關係脫離，不曉得如何與他人相處，出獄後，他無法正常生活，反而覺得好像在監獄還比較好。而國家也沒有提供相關的制度幫助他重回社會，即使獲得賠償，被害人的家屬也對他表達歉意，但他的青春卻已是無法挽回，往後的日子，他只能靠自己摸索，但卻常常遇到挫折，精神狀態也因此產生異常狀況，經常沮喪、失序。現在，他進入大學就學，期待日後能夠進入法學院，為這樣的問題貢獻心力。

看到這樣的新聞，我不禁想起在台灣的刑事審判狀況，近年來隨著刑事訴訟法對於自白任意性要求的提高，已經比較少見被告提出刑求抗辯，但仍有為數眾多的被告主張警察在訊問時有疲勞訊問的狀況，而且告訴他「只要承認，就可以回去了啦」，後者取得自白的方式，有可能被認為屬於以詐術取得自白，但是，這種情況通常不會在警訊錄音帶中呈現，被告最常說：「在錄音前，警察就這樣跟我說了」，因此當檢察官提出警訊錄音帶，即可證明被告自白出於任意性，而被告則往往無法提出任何證據。這樣的情況，是不是刑事審判上必然的缺陷？如果是的話，自白於刑事審判上是否應該採取更高的標準，但標準為何？這些問題，我自己也無法回答，但是我想在這篇報導中提到的重點，即在於刑事審判應著重科學證據，例如DNA鑑定。DNA鑑定在審判上有確定以及排除的功能，其準確性幾乎可達到百分之九十九，以DNA作為審判依據，應當可以減少許多失真的判決。至於自白，雖然對於審判者而言具有「證據之王」的角色，可以減少很多繁雜的證據調查程序，但因擔保自白任意性之方法有其侷限，或許可以漸漸降低其依賴性。而這樣的結果，當然要透過加強刑事偵查手段、技巧，才有可能達成。如果第一線辦案的人員沒有專業素養、學識，那麼，縱使有再多的犯罪跡證，有都會被破壞殆盡，影響後來的偵辦。

 （美國現在許多州都已立法來回應此一問題，可參見「Exoneration Using DNA Brings Change in Legal System」報導）